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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时期的国防形势,为什么那么弱

时间:2017-09-18 12:09来源:www.siciciyu.com 作者:若曦
公元960年,宋太祖赵匡胤(927-976)在赵匡义和赵普等众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,发动“陈桥兵变”。这年正月初五下午,赵匡胤废去柴宗训,称帝,建国号为宋,定都汴京,史称北宋,建年号为“建隆”。建国后赵匡胤大力加强中央集权,提倡文人政治,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,历史上的宋太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。
然而,历史上宋朝的国防却非常的虚弱,这是什么原因呢?
大宋军队缺乏战斗力
宋朝建国之时,所统治的地方只有黄河、淮河流域一带,宋朝北面有北汉和契丹,西面有后蜀,南面有南唐、吴越、荆南、湖南、南汉各国,周边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势力,而且他们也都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宋朝。
北边的辽国是宋朝的大敌,已经先宋立国有了50多年的历史。那时的燕云十六州,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。内蒙大部、辽宁乃至山西、河北的一部分疆土,都在辽人手里。北方藩篱尽撤,而宋代又建都开封,开封是一片平地,豁露在黄河边。太行山以东一马平川,是个大平原,辽国骑兵从北一路南下,三几天工夫就可饮马黄河边。一渡黄河,即达开封城门下。所以宋代立国时是无险可守的,也即是说,大宋刚一开国,其国防就是岌岌可危。
有人说,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。这话并非没有道理。宋朝的国防武装力量主要有四种:
一是禁兵,也称禁军,是朝廷直接掌握的正规军,其兵员从全国范围内召募,服兵役没有期限。这种禁军是怎么招募来的呢?禁军的挑选,身高、体重都有明确的规定。募兵人在全国招兵时事先制定一个活的兵样,量身征召。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个人的模子,送到各地方各队伍中去。合这个标准的,就送去中央当禁兵;不合这标准的,留在地方军队。这就为招兵之人钻空子留下了余地。
二是厢兵。厢是城厢之义,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,是隶属州府的地方性部队,兵员从本州县范围内召募。这些兵,并不需要他们上阵打仗,只在地方当杂差。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,就叫他们做。厢兵的训练很少,有兵之名,无兵之实,大都没有战斗力,只能服杂务劳役。
三是蕃兵,他们是边境地区的守兵,由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壮丁编组而成,担任边防的戍守任务。
四是乡兵,亦称民兵,或称士兵,是由各地民众为保卫乡土自动组成的,也有的是奉官家之命组成的。其成员在内地是按户抽壮丁,就地编组而成,不离本业,不支官饷,农隙进行训练,作为防守地方之兵。但由于训练较少,形不成战斗力。
宋朝的这些军队多老弱残兵。军队不能上阵打仗,便把他们像罪犯般当劳役用。其时凡当兵的,都要在面上刺花字,称为配军,以防他们开小差。平时有人犯了法要刺配充军,如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、武松一类人,脸上刺了字,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,人家骂他贼配军,原因就在此。实际上,面上刺花字,被叫做配军并非赵匡胤首创,远从五代时就已经兴起。
不仅如此,在宋太祖时,因防兵卒骄惰,又防再有黄袍加在他人身上发生,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。再加上地方厢军基本上是个摆设,各边防守须派中央禁军去。但亦不能让其久戍,譬如今年戍河北的,隔一年调中央,又隔些时再调至山西,这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。宋代是没有退役的,禁军不在边防,即在中央。
如是轮番调防,军人只感是不断的兴师动众,长途跋涉、劳苦不堪,因此朝廷又要多送他们钱。宋代虽连年不打仗,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、年年打仗。结果,宋代就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。
军队老是在路上跑,军队一批批调防,而将官却还是在那里原地不动,这样一来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,“兵不习将,将不习兵”,其目的是达到“兵不知将,将不知兵”,以防“陈桥兵变”重演。
然而,“兵不知将,将不知兵”却是一把双刃剑。宋太祖担心军人拥兵自重,施出此计,然而缓急之际,兵将不相习,这就难以有效调动运用,无法形成战斗力。史书记载,“辽军已过黄河,宋军还在商议战和之计、防守之策”,就是具体的体现。
不仅兵将不相习,而且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,而又看不起兵,这样一来,“如何叫武人立功?”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如是说。狄青因是行伍出身,所以得军心,受一般兵卒之崇拜。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,又要黄袍加身,于是立了大功也不予重用。
“尚文轻武”而非文武兼重
宋代开国时,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,已饱受军人之祸,所以,宋代自开国就“尚文轻武”。史料记载,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,却很喜爱读书,常手不释卷。他跟从周世宗柴荣平江淮(今淮河流域)时,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,赵匡胤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,“其中皆财宝”。世宗派人去检查,结果发现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。世宗问他:“你是武将,要书有什么用?!”赵匡胤回答说:“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,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。”
赵匡胤称帝后,非常尊重和重用读书人。有一次,他遇到一个疑难问题,问宰相赵普,赵普回答不出。再问读书人,学士陶毂、窦仪准确地回答出了。赵匡胤深有体会地说:“宰相须用读书人!”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、武将,赵匡胤也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,以弥补自己的不足,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。
据说,宋太祖临死立遗嘱告诉后人:你们子孙相传,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。他的子孙牢守此家训,“尊文臣、士大夫而轻武”。直到南宋,其后人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。
岂止不杀,与历朝历代相比,宋王室实在是更懂得优奖文人的。因此,宋太祖开国百十年后,中原文化就能从唐末五代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慢慢地复兴起来。后代所谓宋学——又称理学,就是在此条件下奠定基础的。这个朝代的文人,都提倡“尊王攘夷,明夷夏之分”,提倡和发扬儒家的历史传统,所以华夏文明就能很好的继续维持下去,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。正因宋代人“尚文轻武”的传统,所以“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”的话头,也就从那时传下来,成为人们的口头禅。
宋仁宗时,《儒林公议》中引尹洙语曰:“状元登第,虽将兵数十万,恢复幽、蓟,凯歌劳还,献捷太庙,其荣亦不及矣。”在唐代能进凌烟阁的功劳,到了宋代,在世人眼里,即使有“恢复幽、蓟,凯歌劳还”之大功,其荣耀还不及大宋一个公务员考试第一名的人。
再如名将狄青,他以卓越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——枢密使。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,常常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。他的名望与身份,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。韩琦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,看不起军人,说什么:“东华门外以状元及第唱出者乃好儿。”对此,狄青心里也很明白,他自己就对别人说:“韩枢密功业、官职与我一般,我少一进士及第耳!”后来,范仲淹教他读《春秋》,并告诫他:“为将不知古今,匹夫之勇耳!”以此话劝勉狄青。
宋人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
宋太祖奉行“文以靖国”这一理念,实行“右文抑武”的基本国策,设立“誓牌”,尊孔崇儒,完善科举,创设殿试,知人善任,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,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,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,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,以至于后人有称“宋朝是文人的乐园”的称誉。但是,因为过于强调“右文抑武”这一基本国策,“不张挞伐”,又使得宋朝国防与兵力十分的虚弱,令敌国骄气日盛。
在檀渊之盟带来长时间的边疆安宁之后,统治者不仅在经济繁荣中安于现状,并迷信以金钱换和平的万能魅力。北宋神宗年间,西夏屡次寇边,朝廷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,难怪当时边将上奏:“朝廷素事姑息,所以狡虏生心,敢尔狂悖,今若再赐岁币,是益令玩视,愈亵国威。”
苏辙曾总结过:“今世之取人,诵文书、习程课,未有不可为吏者也。其求之不难,而得之其乐,是以群起而趋之,凡今农、工、商贾之家,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。”
从那以后,只有进士出身才被视为惟一的正途,惹得“人人皆有觊觎之心,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穷”。一般老百姓虽然经常要为国家提供兵源,但他们仍坚信“好男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”的俗谚。中国古代那些“劝学文”、“劝学诗”,就是从宋代开始多了起来。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,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少小须勤学,文章可立身;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。”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”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。“出门莫恨无人随,书中车马多如簇。男儿欲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这首诗据说还出自宋真宗的“御笔”。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更是成了不知被多少腐儒牢记不忘的座右铭。
宋人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,加之南宋的地理环境、区域文化等因素,如诗人们唱的:“东南妩媚,雌了男儿”,也是从宋代开始,白面书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。现在人们认为,汉民族的性格温文柔美、沉潜内向,好静不好动,好文不好武,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,固然是历史积淀而成,但其定型应该说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。
宋太祖的“重文轻武”,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前朝“重武轻文”。然而,由“重文轻武”引出的文人治国,又确立了大宋300多年防范武臣的“祖宗家法”。宋太祖的本意虽非真正的重视读书人,但重用文人却是一个事实。再经太宗、真宗、仁宗几朝的“右文抑武”之后,武人的形象真正的跌落下去了。这一点折射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上,就成了“重文轻武”的价值取向。“重文轻武”从一种施政措施变成了普通的社会意识,使得“尚文”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被大大强化了。
可以这么说,宋初的开国国策中最为失败的地方不啻为崇文贬武。赵匡胤推行“守内虚外”,“强干弱枝”的国策,使得强盛的大宋王朝过度注重文儒之风,从而导致国内兵弱,朝廷懦弱;军事上过于强干弱枝,使地方军战斗力低下,最终沦落到割地纳贡,与敌国开仗经常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。
宋太祖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,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;同时,他实施的基本国策又为大宋的覆灭早早的埋下了伏笔。



扩展阅读:宋朝百万大兵为何不敌辽国?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!

在唐末五代时,藩镇骄横,兵乱频仍,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,读书人像要没有了。开头军队还像样,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。军队不能上阵打仗,便像罪犯般当劳役用。其时凡当兵的,都要面上刺花字,称为配军,防他逃跑。如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,脸上刺了字,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,人家骂他贼配军。这是远从五代起,直到宋朝,没有能彻底改。这样的军队,当然没有用。
  其实这些军队,在汉是更役,在唐则是庸。而宋代之所谓役,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。此种转变,极不合理。只因积重难返,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,就叫禁军。禁军的挑选,身长体重都有规定,因此禁军比较像样;不合这标准的,留在地方作厢军。厢是城厢之义,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。这些兵,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,只在地方当杂差。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,就叫他们做。
  照理,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,便是裁兵复员。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,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。这也因宋代得天下,并未能真正统一全国。他们的大敌辽国,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。所谓燕云十六州,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。当时内蒙大部、辽宁乃及山西、河北的一部分疆土,都在辽人手里。北方藩篱尽撤,而宋代又建都开封,开封是一片平地,豁露在黄河边。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,骑兵从北南下,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。一渡黄河,即达开封城门下。所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。

  倘使能建都洛阳,敌人从北平下来,渡了河,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,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,勉强还有险可守;若从山西边塞南下,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,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,要一气冲到黄河边,还不容易。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。若能恢复汉唐规模,更向西建都西安,那当然更好。
  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,而偏要建都开封呢?这也有他的苦衷。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,燕云失地未复,他不得不养兵。养兵要粮食,而当时的军粮,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。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,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,经济全赖南方支持。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,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,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,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。米粮到了开封,若要再往洛阳运,那时汴渠已坏;若靠陆路运输,更艰难,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。宋代开国,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,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;长安一片荒凉,更不用提。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,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。宋太祖当时也讲过,将来国家太平,国都还是要西迁的。
 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,一是先打黄河北岸,把北汉及辽打平了,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。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,不过也很危险。假使打了败仗,连退路都没有。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,统一了南方,再打北方,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。宋太祖采了第二策,先平南方,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。所以宋太祖临死,听他母亲话,传位他弟弟赵匡义,这是宋太宗。太宗即位,曾两次对辽亲征,但都打了败仗。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。这一仗打败,他自己中了箭,回来因创死了。在历史上,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。
  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,以后就不能裁兵、不能复员,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。因为要打就只能胜、不能败,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,国本就动摇。在这种情形下,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,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。更奇怪的,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,却来竭力提倡文治。这也未可厚非,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,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。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,一面提倡文治,重文轻武,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,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。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,以后就愈养愈多。《水浒传》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,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,太宗时有六十六万,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。
  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,便要着手裁兵。裁兵的步骤,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,来代替当时的佣兵。但民兵制度,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,遂有所谓保甲制,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。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,希望临时需要,可以编成军队,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。
  论到募兵制,本来也非全要不得。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,募兵也很有用。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,而且非打不可,在几年内,定要把敌人解决。在这种情形下,募兵可以刻意训练,及锋而试,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。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,也曾建了奇功。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,不敢主动攻击,用意始终在防守。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,这却差误了。一个士兵募了来,轻易不脱行伍,直养到六十岁,还在军队里。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,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,他已老了,而且在军伍十年,精神也疲了。这样的军队,有名无实,于是只有再招新的。因此军队愈养愈多,纪律又不好。队伍多了,虽不易捍御外侮,却很能引起内乱。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,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。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,而且须时时加优,否则就要叛变。政府无奈何,加意崇奖文人,把文官地位提高,武官地位抑低。节度使闲来没事做,困住在京城,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,如是种种,把他们养着就算。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,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,待遇亦逐渐提高。弄得一方面是冗兵,一方面是冗吏,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,弱了转贫,贫了更转弱,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。

在宋太祖时,因防兵卒骄惰,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。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,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。但亦不让其久戍,譬如今年戍河北的,隔一年调中央,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,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。宋代是没有退役的,不在边防,即在中央,仍是在行伍中。如是则一番调防,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,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。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,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、年年打仗。军队老是在路上跑,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。军队一批批调防,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,如是则兵不习将,将不喜兵。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,然而缓急之际,兵将不相习,也难运用。所以整个宋代,都是不得不用兵,而又看不起兵,如何叫武人立功?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,因其是行伍出身,所以得军心,受一般兵卒之崇拜。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,又要黄袍加身,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,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。
  然而宋代开国时,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,已饱受军人之祸了,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。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:你们子孙相传,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。他们牢守此家训,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。直到南宋,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。岂止不杀,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。因此过了百十年,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,文化又慢慢地复兴。后代所谓宋学--又称理学,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。这一辈文人,都提倡尊王攘夷,明夷夏之分,又提倡历史传统,所以中国还能维持,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,一直到现在。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,所以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的话头,也就从那时传下来。
  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,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,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,我们却不能全怪宋人。须知有许多毛病,还该怪唐代人。唐代穷兵黩武,到唐玄宗时,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,这是要不得的。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,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;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,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,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。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,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。

  中国的地理形势,到了黄河流域,就是大平原;一出长城,更是大平原。所以在北方作战,一定得要骑兵。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,更非骑兵不可。而骑兵所需的马匹,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,一在东北,一在西北。一是所谓蓟北之野,即今热察一带;一是甘凉河套一带。一定要高寒之地,才能养好马。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,要在长山大谷、有美草、有甘泉、有旷地,才能成群养,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。而这两个出马地方,在宋初开国时,正好一个被辽拿去,一个被西夏拿去,都不在中国手里。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,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,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。王荆公行新法,一面想训练保甲,一面又注意到养马。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,据当时人估计,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,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,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的一大缺点。王荆公不得已,定出保马政策,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,把马寄养在私家,一匹一匹分散养。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;遇到战争需要,再临时集合。这种事,民间当然情愿做,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,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,很容易生病死亡。但马死了要赔钱,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。政府却要挨派,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。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,遇到战事,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。在这一制度上,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。
 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,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,都已在辽人手里。辽人倘向南冲来,又怎样办呢?真宗时澶渊之盟,即由此形势下逼成。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,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。两国既不正式开战,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,只奖励民间种水田,多开渠道,于渠旁多植榆杨。万一打仗,可以做障碍,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。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,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。但这办法纵可怜,辽人也懂得,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、种水田。又在冬令时,放队四出小掠,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,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,他们可以随时入侵,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。算只有山西一面,太原向北,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,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。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,主要的还是在河北。此线无险可守,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,亦在涿州附近,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;由此一退下来,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;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,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;至于过了长江,形势更不同,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。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,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。
  自然,宋代如果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,就国防根本条件论,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,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,获得胜利才能立国,才能再讲其他制度;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,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,迟早总要失败,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,自该无一是处了。
  其实中国自古立国,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。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,东起大同江,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,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,怎好相提并论呢?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,也该采用攻势防御,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。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,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,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。进不可攻,退不可守,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,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。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,军队虽未整理好,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,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。其大体得失如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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